中國的人民幣應不應該被納入特別提款權(SDR)貨幣籃子？這個問題從遠處看似乎是個純粹的經濟問題，但從近處看則在更大程度上具有政治象征性。

對一些熱衷者來說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(IMF)工作人員建議人民幣加入美元、歐元、日元和英鎊行列，成為構成SDR這種準貨幣的第五種貨幣，將提振人民幣取得全球儲備資產地位的呼聲。

真相則不那么具有戲劇性。IMF工作人員的觀點 （很可能得到其理事會的批準）是人民幣“可自由使用”，因而可以加入SDR，這在陳述意義上很重要。人民幣將從一個與其經常關系緊張的機構獲得一層新的名望。但它不能替代北京方面繼續開放金融市場和資本流動，以推動人民幣在境外得到使用。

基本上，SDR仍只是一件會計工具，是IMF主持創建的一類讓人費解的官方儲備資產。它既不是一種真正的貨幣，也不是對IMF本身的債權。IMF的成員國大吹特吹他們在2009年創建近3000億美元新的SDR資產，以提振官方流動性，稱其為官方對全球金融危機回應的一部分。然而，這種單位仍然很少使用，而官方SDR計價的資產仍須兌換回其組成貨幣才可用。因此，就央行的干預目的而言，它們沒什么用。

要讓某一種貨幣被官方儲備廣泛持有，被納入SDR貨幣籃子既不是必要條件，也不是充分條件。在1981年SDR得到改革前，其成員包括16種貨幣，包括一些貌似不可思議、也沒有明顯作用的全球儲備資產，如伊朗的里亞爾。與此相反，瑞郎盡管不是當今SDR的成員，但仍被當作一種官方的儲值手段廣泛持有。

如果中國希望人民幣被廣泛用作一種儲備資產，它就需要準備好創建大量人民幣（就像美國大量創建美元那樣），并允許其流向境外。北京方面嚴格控制資本流動及其明顯畏懼大額國際收支赤字，對這一點有妨礙。

這個決定的政治意義超過它的經濟重要性。通過裁定人民幣可自由使用，IMF無疑站在中國體制內某些元素（特別是中國人民銀行）一邊，后者一貫而且正確地主張北京方面應當放開資本流動和匯率。至于這個決定能不能保持促使中國政府進一步放松管制的壓力，抑或讓它滿足于現狀，人們仍須拭目以待，但至少信號似乎表明，北京方面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。

然而，發出信號也差不多是這個決定的最重大意義。最終而言，某一種貨幣的全球使用，并不取決于在超國家層面作出的官僚決定，而是取決于有關國家當局在貨幣和金融政策上樹立稱職的口碑，取決于相關貨幣的高度可獲得性。

至少而言，人民幣被納入SDR將提振中國體制內推動開放、推動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治理結構的力量。但是，任何人如果期待這個決定成為一個拐點（無論是對人民幣的國際使用，還是對SDR本身的可信度而言），都很可能會失望。

譯者/和風